珲春水田开发的血泪史(四)

       崔雄吉是个明辨是非的人,他对引灌工程的内幕和全过程比谁都清楚。他们3人所玩弄的卑鄙手段使崔雄吉受了很大委屈。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恨,他实在忍无可忍,向珲春县法庭起诉,状告这3人。但是,早已收到那3人贿赂的法官,竟颠倒黑白,裁决灌溉设施的所有权归提供资金者。崔雄吉不胜悲愤,他不服判决,又提出了上诉。可是,同样早已捞到好处的黑心法官,仍然维持原判。
       崔雄吉并没有向不公正的判决屈服,他带上从左邻右舍借来的盘缠,回到朝鲜,向朝鲜高等法院递交了诉状。朝鲜高等法院的法官审阅崔雄吉的起诉书后,不由泛起同情心。法官问崔雄吉,要不要请一位辩护律师。崔雄吉很为难地说,来朝鲜的路费,都是从村里人借的,哪还有钱请律师呢?这一案件,终于由朝鲜法院受理,进行了公开审判。审判庭里挤满了旁听者,崔雄吉到庭起诉。他在众人面前侃侃而谈,一五一十地陈述了他们父子在珲春平原建设引灌工程,开凿水渠,开拓水田,饱尝千辛万苦的经历。当讲到他的父亲被坏人暗害的情节时,他难抑悲伤,禁不住放声痛哭。
       崔雄吉还详细说明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被告单方面撕毁契约,不再提供后期工程所需资金,由他们父子筹措所需费用的事实,并严正申明,在整个施工过程中,由他父亲和原告掌握和使用全部资金,并负责设计和施工。因此,原告理所当然地应该享受这一灌溉设施的所有权和经营权。
       最后,法庭作出了公正的裁决,由崔雄吉继承其父理应具有的引灌工程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工程交付使用后的收益,由4人均享。审判厅里的许多旁听者对崔秉焕、崔雄吉父子在珲春平原开拓水田生产的举动深表同情和赞扬。不少人当即送衣送钱,让他作回珲春的路费。
       崔雄吉怀着洗刷冤屈的喜悦,又为异地他乡同胞们的真诚关怀而感动。他一回到家乡,不用说本村的男女老少,就连新兴、中心、和平、新安坪等地的人们也纷至沓来,祝贺他打赢了这场官司,以异常高兴的心情,分享北渠灌溉工程的胜利喜悦。
       1933年春,一个晴朗的丽日,崔雄吉在太平洞大石砬子下,亲自开启了闸门。头道河的清水欢快地顺着开凿的水渠流淌,渗进了两侧新开的水田里。
       若干年以后,这里又发生了值得铭记的事情。由新兴村的许汉钟、玄昌铉等人倡议,要为在珲春平原修水渠开水田,为后代人造福的崔秉焕立碑,以表后人的感恩、缅怀之情。邻近的所有朝鲜族农民都争先恐后积极响应。于是5个村的朝鲜族农民筹集200元钱,为崔秉焕立了一块纪念碑。据当地老人回忆,碑石是从朝鲜运来的大理石,高140厘米,宽70厘米,正面刻有“崔公秉焕碑”5个字,背面刻有崔秉焕带领众人开凿水渠的业绩。此碑,曾立于哈达门中心村西部道口。遗憾的是,这座石碑在几十年沧桑变化过程中遗失,至今不知下落。然而,崔秉焕父子为开发珲春平原水田而付出的心血和创造的业绩,已成为当地人们心中不朽的丰碑,代代传颂。
      (摘自《珲春朝鲜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