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生死抉择的那一天
八七会议会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鄱阳街139号。这是一幢修建于1920年的三层西式公寓，四周都是历经沧桑的老建筑，街景中还能看出百年前的景象。1927年8月7日，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坚决纠正和结束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作出了事关前途命运的生死抉择，中国革命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
1927年的武汉曾是大革命的中心。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国民政府由广州搬到武汉。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机关也迁至武汉，并从全国各地抽调优秀干部前往武汉开展工作。当时的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便在武昌都府堤完成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主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国革命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大会虽然对右倾错误提出了批评，却没有拿出纠正这些错误的办法。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撕下伪装，在武汉实行“分共”，武汉地区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大革命最终失败。
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继续战斗。在武汉的中央机关各部门相继迁移办公地点，党的活动迅速转入地下状态。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陈独秀则被停职。
为了挽救革命，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了三件大事：一是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二是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三是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
这次会议原定7月28日召开，但由于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交通不便，会议代表难以集齐，一直到8月7日才开会。
经过周密考虑，中共中央将会址定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也就是现在的鄱阳街139号。这所房子前后有楼梯，后门通小巷，屋顶阳台与邻居阳台相通，一旦发生情况便于撤离，是理想的秘密会议地点。
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在三教街41号秘密召开，反省大革命的失败与教训，抉择中国革命的未来道路。
由于时局紧张，参加会议的只有21名代表，主要是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以及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湖南、湖北两省党组织的代表和负责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和诺依曼也参加了会议。
当时年仅23岁的邓小平参与了八七会议的筹备工作，他比所有人都提前到达这里为开会做准备。不光接待代表、安排食宿、负责安全，还承担整个会议的记录工作。这次会议是邓小平革命生涯的一个新起点，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在不同历史时期，用不同的方式，七次回忆八七会议的有关情况，并亲笔为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题写馆名。
代表们当时是由交通员分批秘密带至会场的。为了保密，代表们进入会场就不能出去。8月的武汉，天气非常炎热，可是为了会议的安全，不得不门窗紧闭。中午代表们吃的是干粮，喝的是白开水，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开了一整天的会。
会议开始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当前形势的报告。由于罗明纳兹的发言是用俄文，瞿秋白为其翻译，所以这项议程就进行了一上午。
会议代表们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和发言，分析中国革命的形势，反省右倾错误，重新审视党的基本任务。
34岁的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共产党掌握枪杆子的意义，批评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偏向，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著名论断的第一次表述。
八七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要求坚决纠正党内的右倾错误，决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并通过了关于农民斗争、职工运动、党的组织问题的三项议决案，规定：党在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有系统、有计划地尽可能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暴动；工人运动要和农民运动相结合；在党的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由临时中央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职权。
八七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其中委员9人，有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7人，有周恩来、邓中夏、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
由于形势险恶，八七会议只开了一天，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分批撤离。邓小平把所有会议代表安全送走后，自己才最后一个离开。
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八七会议及时召开，并制定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使全党没有在白色恐怖下惊慌失措，重新鼓起了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
八七会议后，党中央陆续发出各类通告和决议案，要求各级党组织立即讨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并且指导各地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武装暴动。中国共产党人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在黑暗中高举起革命的旗帜，以血与火的抗争回答国民党的屠杀政策。
1927年8月18日，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到湖南，领导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着八七会议的精神传达到全国各地，黄麻起义、广州起义、年关暴动……一系列武装起义相继爆发，农村革命根据地陆续建立。仅1927年至1934年期间，全国各地爆发武装起义就达800多次，从罗霄山到大别山，星星之火熊熊燃烧，终成燎原之势。可以说，在1927年的那个秋天，八七会议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革命从此掀开了崭新篇章，开始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1927年的武汉曾是大革命的中心。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国民政府由广州搬到武汉。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机关也迁至武汉，并从全国各地抽调优秀干部前往武汉开展工作。当时的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便在武昌都府堤完成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主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国革命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大会虽然对右倾错误提出了批评，却没有拿出纠正这些错误的办法。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撕下伪装，在武汉实行“分共”，武汉地区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大革命最终失败。
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继续战斗。在武汉的中央机关各部门相继迁移办公地点，党的活动迅速转入地下状态。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陈独秀则被停职。
为了挽救革命，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了三件大事：一是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二是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三是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
这次会议原定7月28日召开，但由于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交通不便，会议代表难以集齐，一直到8月7日才开会。
经过周密考虑，中共中央将会址定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也就是现在的鄱阳街139号。这所房子前后有楼梯，后门通小巷，屋顶阳台与邻居阳台相通，一旦发生情况便于撤离，是理想的秘密会议地点。
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在三教街41号秘密召开，反省大革命的失败与教训，抉择中国革命的未来道路。
由于时局紧张，参加会议的只有21名代表，主要是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以及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湖南、湖北两省党组织的代表和负责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和诺依曼也参加了会议。
当时年仅23岁的邓小平参与了八七会议的筹备工作，他比所有人都提前到达这里为开会做准备。不光接待代表、安排食宿、负责安全，还承担整个会议的记录工作。这次会议是邓小平革命生涯的一个新起点，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在不同历史时期，用不同的方式，七次回忆八七会议的有关情况，并亲笔为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题写馆名。
代表们当时是由交通员分批秘密带至会场的。为了保密，代表们进入会场就不能出去。8月的武汉，天气非常炎热，可是为了会议的安全，不得不门窗紧闭。中午代表们吃的是干粮，喝的是白开水，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开了一整天的会。
会议开始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当前形势的报告。由于罗明纳兹的发言是用俄文，瞿秋白为其翻译，所以这项议程就进行了一上午。
会议代表们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和发言，分析中国革命的形势，反省右倾错误，重新审视党的基本任务。
34岁的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共产党掌握枪杆子的意义，批评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偏向，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著名论断的第一次表述。
八七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要求坚决纠正党内的右倾错误，决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并通过了关于农民斗争、职工运动、党的组织问题的三项议决案，规定：党在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有系统、有计划地尽可能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暴动；工人运动要和农民运动相结合；在党的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由临时中央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职权。
八七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其中委员9人，有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7人，有周恩来、邓中夏、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
由于形势险恶，八七会议只开了一天，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分批撤离。邓小平把所有会议代表安全送走后，自己才最后一个离开。
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八七会议及时召开，并制定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使全党没有在白色恐怖下惊慌失措，重新鼓起了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
八七会议后，党中央陆续发出各类通告和决议案，要求各级党组织立即讨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并且指导各地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武装暴动。中国共产党人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在黑暗中高举起革命的旗帜，以血与火的抗争回答国民党的屠杀政策。
1927年8月18日，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到湖南，领导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着八七会议的精神传达到全国各地，黄麻起义、广州起义、年关暴动……一系列武装起义相继爆发，农村革命根据地陆续建立。仅1927年至1934年期间，全国各地爆发武装起义就达800多次，从罗霄山到大别山，星星之火熊熊燃烧，终成燎原之势。可以说，在1927年的那个秋天，八七会议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革命从此掀开了崭新篇章，开始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党史百科】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毛泽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在会议谈到军事斗争问题时，他批评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偏向，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得出的宝贵经验。从此，党开始把创建人民武装、领导军事斗争作为工作的重心。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后来演化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党创建和掌握自己的人民武装力量进行斗争的行动口号。